在我们家，爷爷、父亲和我，生于三个不同的年代，却拥有一个相同的身份——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一家三代，三条赛道，我们用各自的奔跑，丈量着同一份“初心”的分量。

    爷爷是家里的第一代党员，生于1942年，他的筋骨里刻着战火与贫瘠的印记。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入党不是图名，是图个心安。”年轻时，他在生产队当会计，白天扛起锄头下地，晚上就着煤油灯拨算盘，一笔一账，分毫不差。后来当了村支书，他领着村民修水渠、种果树。寒冬腊月，他第一个跳进结冰的渠里挖淤泥；盛夏酷暑，他蹲在田埂上研究稻种，后背晒脱了几层皮。奶奶心疼得直埋怨：“自家孩子饿得哭，你倒好，整天忙人家的地！”爷爷只笑笑：“党员不带头，谁带头？”如今爷爷老了，腰弯得像一张弓，可每月交党费时，他总要颤着手把皱巴巴的钞票一张张抚平，再郑重地递到支部桌上——那神情，像交出一颗滚烫的心。

    父亲是改革开放那一年入的党。他是一名乡村教师，讲台一上就是三十多年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他总是在天不亮就推着那辆旧自行车出门，颠簸十几里山路往学校赶。雨天背学生蹚过涨水的河沟，寒冬把自己的棉袄裹在衣衫单薄的孩子身上。有一年，县里调他去机关工作，待遇翻了好几番。学生们不知怎么得了消息，哭着拽住他的衣角不撒手。父亲犹豫了三天，最终还是撕掉了那张调令。他说：“山里娃缺的不是坐办公室的干部，缺的是能教他们认字算数的老师。”母亲常半真半假地调侃他：“你这党员当得穷，连件像样的西装都买不起。”父亲却指着墙上那张“优秀共产党员”的奖状，眉眼间满是骄傲：“穷不丢人，丢人的是忘了自己为啥出发。”

    大学毕业后，我选择回到家乡，成了一名基层公务员。入职第一天，爷爷翻出一本泛黄的《党章》塞进我手里，父亲则在一旁叮嘱：“别学那些花架子，多想想老百姓真正要啥。”扶贫那几年，我挨家挨户走访，帮贫困户跑补贴、联系技术培训。有人不解：“年纪轻轻的，干嘛非要干这苦差事？”我笑着回他：“我家三代党员，总不能到我这儿断了香火。”去年夏天，我带着村民搞电商，把积压的山货卖进了城里。看着乡亲们数钱时眼角眉梢的笑，我忽然读懂了爷爷的“心安”，也听清了父亲的“坚持”。

    每年除夕夜，我们三代党员围坐在饭桌前，有一场特别的“比赛”——比谁的交党费记录最完整，比谁的基层工作笔记最厚，比谁收到的群众感谢信最多。爷爷翻出边角褪色的奖状，父亲亮出磨破了皮的教案，我则打开电脑里密密麻麻的扶贫数据。最后爷爷一锤定音，笑得满脸褶子：“都赢了！赢就赢在没给党丢脸。”

    这场关于“初心”的比赛，没有终点。因为下一棒，已经稳稳地交到了我的孩子手中……而那道奔跑的光，还会一直传下去。

    （魏益君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