少年时期，我心心念念的，一直是它——糖梗。

    荷花初开，糖梗才长出三四节，父亲就会蹬几根回家。批去叶子，剁去梢头，糖梗就那么一截，像一根单薄的吹火棍。从梢头那边开吃，糖梗的汁水简单得像白开水。但它们经过舌头的撕咬和嘴巴的咀嚼，显出了不一样的滋味。一节一节往根部吃，白开水慢慢加进会奔跑的糖，它们妥妥地融化，甜蜜了我们的口腔、舌头，一直甜美到每一个细胞。这是贫瘠的生活里，父亲赠与我们的奢侈。

    就这样从夏天吃到秋天，糖梗可以收割了。风口的糖梗特别硬，父亲留着自己吃。好几次，他吃得牙齿疼、两颊酸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不把它们一起卖了？人家又认不出。”父亲语气低沉，却有着不可撼动的力量：“万一老人硌了牙，万一小孩受了伤……”

    哪有这么多万一！弟弟一直生病，天天用钱，要这么多讲究干吗！

    父亲将糖梗下端的枯叶剥得一张不剩，拗断上面叶片尚青的梢头，用锄头起出根部，将它们一根根掰开，用砍柴刀削去根须，然后打成捆，装进独轮车去县城叫卖。

    1988年的夏天，父亲走进邻居的家门。邻居是一位70多岁的退休老太，头发全白，身体康健。父亲向老人借了30元。弟弟的肾病病情加重，父亲多么希望钱能够像种糖梗一样，只要用铡刀将成熟的“糖梗节”一节一节锯下来，埋到土里，就能长出一根甚至多根糖梗啊。

    秋风渐起。糖梗成熟。父亲卖了糖梗，把一张张零零碎碎的钞票整理得平平展展。我穿着小姨送的蓝色灯芯绒，吃着甜甜的糖梗，跟在父亲的身后。老人在父亲的千恩万谢中接过了钱。父亲的脸像夏天的糖梗皮。还了钱，那糖梗皮上撒上了一层蜜糖色的阳光。

    次年夏天，父亲带回一个不好的消息。老人催父亲还钱。其时，我正在灶台后面，用吹火棍吹火。火不肯配合，烟霸道地往外闯，把我的眼睛弄出了泪水。

    终于，火起来了。火苗紧贴着木柴，艰难地燃烧着。

    “我们要抓紧攒钱，再还一次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没有别的人在场，证明我还了。再说，老人家坏了身体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的心仿佛划过一把钝刀，一点点地割裂，疼得能听见回声。

    深秋的时候，父亲又还了一次30元。他的下巴像一个钉子，瘦得仿佛随时会掉下来。他的皮肤又黑又红，像成熟的糖梗皮。

    我穿上蓝色灯芯绒，吃着糖梗，一遍遍地在邻居家门口走。我多么希望老人看见我，看见我的灯芯绒，看见我的糖梗，想起父亲已经还钱的事情。

    糖梗种下了，又成熟了。成熟了，又种下了。日子周而复始。我的灯芯绒已经磨得变了色。老人还是没有想起来。

    一直到老人去世。30元的故事彻底被埋进泥土。

    1997年的春天，弟弟离开了我们。因为疾病，也因为没钱。

    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吃过穿着暗红色外衣的糖梗。糖梗里，藏着一节一节苦涩的记忆。它们像吹湿柴的吹火棍，在努力和无奈中，生出一团团烟雾，把路过的人弄得泪眼蒙眬。

    （王秋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