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，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0.6%，同期中国的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大关，达到10276美元。在随后的2020年和2021年，尽管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，但中国的人均GDP仍旧稳定保持在一万美元之上，2021年，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1.2万美元。然而，中国区域之间存在悬殊的差距，以省为单位计算，2019年，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地区是北京，其人均GDP为23085.18美元；最低的地区是甘肃，其人均GDP为4782.86美元，两者相差近5倍。这种差距，也正是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的重要体现。实现从中等收入阶段到中高收入阶段的跨越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的均衡发展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，发展不协调是中国长期存在的问题，集中表现在区域、城乡、经济和社会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。为了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，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、主体功能区战略，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，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。

    对于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而言，城镇化和工业化是重要的保障。城镇化不仅是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重要基础，也是促进城乡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。城镇化意味着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转移，同时也意味着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，劳动力的这种转移本身就意味着收入水平的提高。因此，城镇化能够有效提高人均收入水平，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。城镇化的过程本质上是劳动力流动的过程，城镇化对于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具有积极意义。农村劳动力进城能够获得远高于农业耕作的收入，这些人把劳动所得带回到农村，不仅可以很好地解决农户普遍存在的资金短缺约束农业耕作的问题，而且能够有效提高家庭收入水平，缩小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，更能够激发各类消费需求，促进相关生产地进一步扩张。通俗地说，当农村居民能够获得与城镇居民基本相当的就业权利时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会趋于缩小。而且，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，城乡收入比也趋于下降，这也证实了城镇化确实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。此外，城镇化也是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支柱。虽然从区域层面上看，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较为悬殊，但在城市层面，这种差距就小得多。例如，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相比，发展差距就并不十分明显。因而，对中西部地区而言，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作用，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就显得极为重要。然而，仅靠城镇化并不足以推进区域均衡发展，城镇化需要与产业发展，特别是与工业化一起共同作用来推进区域均衡发展，从而助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。

    工业部门是农村劳动力进城后的一个重要就业渠道，而且工业部门往往提供大规模的就业，使劳动力能够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。当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能够获得稳定收入时，经济发展也就更容易趋于均衡。目前，中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最大的差距在产业发展方面，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规模化和一体化的产业形态，突出表现为产业集聚，产业集聚不仅具有大规模吸纳就业的能力，更能够通过竞争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，从而能够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增长。相反，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由于缺乏高质量的产业集聚，致使这些地区在技术创新和产业等方面也相应地落后于东部地区，从而形成了地区发展差距。此外，工业化应采用大力发展制造业的方式来实现，而不是通过发展单一产业的模式来实现。与单一产业发展模式不同，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往往需要密切的分工与合作，需要有上下游产业的配合，产业发展往往形成了链条式的一体化产业形态，对就业形成持续稳定的需求，因而能够吸引人口流入，并通过激烈的竞争，促进技术创新的应用，实现产业扩张和产业升级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。在这个过程，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相对较快，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也会有较快提升，这也为缩小区域收入差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    城镇化和工业化应相互促进、相互作用，共同推进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均衡发展。工业化是推进城镇化的基本动因，而城镇化则是工业化的重要保障。因此，对于一个地区而言，要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，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保持协调关系，即工业化和城镇化两者应保持基本的同步性，共同推进。城镇化和工业化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，也是促进区域均衡发展、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。当前，促进中国区域的均衡发展，要着重促进中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，而合理有序的城镇化和工业化，包括城镇化和工业化之间良好互动机制的形成，是保证这些地区尽快实现经济稳步增长，缩小地区差距的重要基石。此外，中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服务，从而更好地保证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，确保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。